01、指导性案例198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行与刘友良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

  实际施工人并非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的当事人，亦未与发包人、承包人订立有效仲裁协议，不应受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约束。实际施工人依据发包人与承包人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发包人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02、指导性案例201号：德拉甘·可可托维奇诉上海恩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吕恩劳务合同纠纷案

  Ⅰ、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

  Ⅱ、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后提交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解决，如果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没有管辖权则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该约定不存在准据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应认定该约定有效。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实际行使了管辖权，涉案争议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提起仲裁条件的，人民法院对涉案争议依法享有司法管辖权。

  03、指导性案例196号：运裕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中苑城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Ⅰ、当事人以仲裁条款未成立为由请求确认仲裁协议不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予以审查。

  Ⅱ、仲裁条款独立存在，其成立、效力与合同其他条款是独立、可分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仲裁条款进行磋商并就提交仲裁达成合意的，合同成立与否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成立、效力。

  协议管辖应当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其中，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是指有直接的、客观外在的联系，不能将仅存在偶然性联系或者间接性联系作为确定的标准。如果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并非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应当认定协议管辖无效。

  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在合同签订时，“原告”虽无法具体确定，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能够明确的是“原告”应为合同签订主体，“原告住所地”应当限定在原债权人住所地或者债务人住所地。合同转让后，合同受让人起诉债务人的，其实质是行使原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请求权，不能将合同受让人的住所地解释为合同约定的“原告住所地”。

  Ⅰ、管辖权异议应采取形式审查原则。管辖权异议审查属程序问题，应根据当事人诉请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以及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确定案件管辖权，不宜在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对含有协议管辖条款的案涉基础合同真实性进行审查。

  Ⅱ、协议管辖不得附条件。为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在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协议管辖可以附条件的情况下，不得附条件。本案《资产收购协议》第8.2款约定“发出争议、争端或权利主张通知后10日内未能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可以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该协议约定的管辖法院具体明确，且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应当依照管辖协议确定管辖法院。对方当事人主张该条款系附条件的协议管辖条款没有法律依据。

  Ⅲ、《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的3种情形，分别针对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交付不动产和其他标的，只考虑了给付之诉的情形。而“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并非当事人未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应承担的合同责任。不能把“争议标的”的理解等同于诉讼请求。单纯地请求解除合同的形成之诉，其争议标的并非合同中的具体义务，而是合同法律关系是否解除的问题，不能据此规定来确定合同履行地。

  对于协议管辖的效力，应当结合具体案件情况，在充分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情况下，根据起诉时是否能够确定管辖法院来判断。所谓在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既指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已经写明的管辖法院，也指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虽没有写明具体法院名称，但在起诉时结合起诉主体、诉讼标的额能够指向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且级别和地域均明确的法院。对于当事人仅约定某一地域，但未约定管辖法院的，如果结合诉讼标的额能够在起诉时确定具体法院的，应当认定管辖协议有效；无法确定的，则不能再通过其他联结点确定管辖法院。

  担保人与债务人约定了协议管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后，将其对债务人的追偿权转让，受让人提起追偿权诉讼的，担保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

  当事人管辖协议约定的连接点应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即约定的地点应当与争议本身有实质性关联，主要包括当事人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标的物所在地等。在管辖协议约定的地点与案件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应当认为管辖协议无效。

  管辖异议审查中，二审法院应对二审中新提出的管辖异议理由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判断。管辖异议审查中应依法审查管辖协议的真伪，在没有证据证明管辖协议不存在或无效时，可据协议约定依法确定管辖法院。

  关于合同中约定“提交法院仲裁”条款的效力与管辖权的确定问题。虽然当事人的表述存在瑕疵，但其选择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不受“仲裁”二字影响，应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判断其效力，进而确定管辖法院。

  12、上诉人宁夏秦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阿拉山口欣克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可向各自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且为其住所地法院立案受理后，另一方要求其住所地人民法院重复立案或将案件移送其住所地人民法院的，应予驳回。

  劳动合同纠纷不属于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不适用协议管辖，民事诉讼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劳动争议案件管辖法院另有规定，应适用特别规定。

  当事人约定管辖条款往往包含了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两个层面的内容，如果其约定只是违反了级别管辖标准，可以认定其约定的级别管辖无效，一般不宜以此否定整个管辖约定，可以在约定地域范围内作相应的级别调整。民间借贷双方约定了争议发生时，由一方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经审查可知，双方的借贷金额在千万以上，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的范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虽然双方约定的管辖协议违反了级别管辖的规定，但因双方约定的地域管辖指向明确且唯一，而级别管辖的划分标准亦会随着社会发展、各地法院受案状况等因素而不断调整，因此，该违反级别管辖规定的管辖协议应认定为有效。

  15、在离婚协议、变更抚养关系、劳动争议等涉及人身属性的案件中约定管辖的法院——李某东与北京海天致远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民事诉讼法》第34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5条）是关于“协议管辖”（约定管辖）的法律规定，而该规定仅适用于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且必须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因此，具有人身属性的特殊协议，不符合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约定管辖的情形，不应适用约定管辖，否则应认定管辖协议无效。

  劳动争议案件，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的规定，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6、法院在对管辖权进行审查时不应仅限于形式审查，而应对与确定管辖权有关的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实质审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分行、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与临夏农行、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森钧矿业有限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Ⅰ、协议中约定管辖条款是否成立及有效，虽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但人民法院在审理管辖权异议纠纷中并非仅限于形式审查，而应对与管辖权异议有关的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实质审查。以与管辖权有关的事实为限合理确定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也不影响此后对案件的实体审理，没有超越诉讼程序的阶段性质。

  Ⅱ、根据现有证据，案涉协议上一方当事人的公章确有伪造可能，其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可能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为公平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不宜以该协议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作为确定本案管辖的依据。

  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网络经销商通过其网站中的格式条款约定争议管辖法院的，经销商应当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在合同存在大量其他加黑条款的情况下，经销商对管辖权条款仅采用字体加黑方式处理，因管辖权条款与其他格式条款并无明显区别，不足引起消费者的合理注意，应当认定经销商未能尽到合理提请消费者注意的义务，该管辖格式条款无效。

  18、选择以侵权为由提出诉讼是否还受到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基石药业（苏州）有限公司、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解释仲裁条款范围时，如侵权争议因违反合同义务而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有竞合关系，则原告即使选择以侵权为由提出诉讼，仍应受到合同仲裁条款的约束，不应允许当事人通过事后选择诉因而规避仲裁条款的适用。且即便原告提起诉讼是增列了未签订仲裁协议的其他被告，亦不影响有仲裁协议的原、被告之间的纠纷适用仲裁协议。

  在债权转让关系中，债权受让人只是受让原债权人的权利，并不能创设新的实体上或程序上的权利。原协议管辖条款适用于债权受让人，当其主张债权时，只能依据原债务关系产生的管辖提起诉讼。债权受让人主张债权时，只能依据原债务关系产生的管辖提起诉讼。原协议管辖条款适用于债权受让人。当事人在涉港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的，除非明确说明是实行非排他性管辖，一般情形下应视为排他性管辖约定。

  20、大量“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诉讼秩序，管辖约定无效——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秦某强、北京德利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蔡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与德利中天公司、蔡某之间的担保合同为从合同，湖北消费金融公司在本案中一并起诉借款人、担保人，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与秦某强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合同》（即主合同）第13条明确约定：双方因履行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是，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未提供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签订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公司住所地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借款人秦某强的住所地在河北省赵县，均不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没有实际联系。此类小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虽然协议选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管辖，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进行的明确约定，但是，在无证据材料可以用以证明北京市西城区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情况下，就此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势必造成大量的“异地”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公法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湖北消费金融公司所在地的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和秦某强住所地赵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出借方一方住所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与本案情形类似的借款方众多且住所地分散，为统一裁判尺度、服务金融监管，本案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管辖为宜。

  21、分公司签订的管辖协议中可以约定由其总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江苏中储智运物流有限公司乌海分公司与被告戴峥其他合同纠纷

  Ⅰ、根据民诉法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选择范围为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其中，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应当是直接的、客观外在的联系，不能将仅存在偶然性关系或者间接性联系作为确定的标准。

  Ⅱ、分公司签订的管辖协议中，约定由其总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应认为地点与争议有实际联系。但如果约定分公司所在总公司的关联公司或者控股公司地点的，因与争议缺乏客观直接的联系，应认定管辖协议无效。

  22、以管辖协议签章为伪造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不予支持——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管辖裁定书

  最人民法院认为：长春农商银行在起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远期转让协议》符合起诉受理案件的形式要求，可以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衡水银行、衡水站前支行虽提出该协议中衡水站前支行的盖章系伪造，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该协议中印章的真伪，以及本案应否移送公安机关，应由受理本案的人民法院在实体审理中予以认定，不属于管辖权异议案件审查范畴。因此，衡水银行、衡水站前支行关于本案应移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3、约定“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北京华福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浦景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利合同纠纷案

  认定当事人一方是否为守约方，需经法院开庭审理后才能查明，在法院开庭审理前并不能确定哪一方当事人为守约方，故“由守约方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属于约定不明，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34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5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

  24、管辖权异议审查原则及协议管辖的适用——感知科技有限公司与感知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感安软件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资产收购协议纠纷案

  Ⅰ、管辖权异议审查属程序问题，应根据当事人诉请所依据的法律关系以及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来确定案件管辖权，不宜在管辖权异议审查阶段，对含有协议管辖条款的案涉基础合同真实性进行鉴定。

  Ⅱ、为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在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协议管辖可以附条件的情况下，不得附条件。

  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三种情形，只考虑了给付之诉的情形，而合同纠纷不仅有给付之诉，也存在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单纯地请求解除合同的形成之诉，其争议标的并非合同中的具体义务，而是合同法律关系是否解除的问题，不能据此规定来确定合同履行地。

  25、债务主合同未约定管辖条款但担保合同作出约定的，如何确定管辖法院——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胡野、梁多宝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主合同未约定发生纠纷时的管辖法院，而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从合同即《担保协议》中约定了管辖条款，但依照《民法典担保解释》第21条规定：“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故本案管辖应按照主合同予以确定。

  Ⅱ、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9条规定，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车辆作为民法典确定的“特殊的动产”，按照《民法典》第225条规定，其权利公示采“登记对抗主义”，从便于法院查明事实出发，虽无法查明车辆实际使用地，可认定车辆登记地为合同履行地。

  26、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是认定当事人约定管辖地的前提——贾某、长江资管公司、长江证券公司证券回购合同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该条法律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通过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权利。从该条法律规定的文义来看，虽然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属于约定管辖范围，但亦用“等”字表明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上述五地以外的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在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必要限制下，赋予了合同当事人更多的选择，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合意，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贾跃亭提出原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理解适用错误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27、约定“既可向某仲裁机构仲裁，亦可向某法院起诉”——张某江、秦某珍买卖合同纠纷

  《仲裁法解释》第7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因此，“可向仲裁机构仲裁，亦可向法院起诉”的约定，违反了《仲裁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故仲裁协议无效；但是，可向某法院起诉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

  28、双方约定“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起诉”的“可”字系选择性的还是排他性的——辽宁金帝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鞍山龙之梦长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鞍山龙之梦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虽然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此前法律条文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七项“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删除，但因管辖错误实质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因此，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当事人仍可据此规定对管辖裁定不服申请再审，况且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禁止对管辖裁定申请再审。

  双方签订的《鞍山龙之梦畅园（dn4）施工总承包及土建工程承包合同》第33.1条约定：“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调解，若双方对结算有争议可委托社会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从上述内容看，双方对争议管辖作出了明确约定，即“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该约定中“可”能否理解为也可以到其他有法定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即该协议管辖是否具有排他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规定，协议管辖是法律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书面形式协商一致自行选择解决纠纷时的法院，其立法目的是在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上，减少管辖争议，缩减诉讼成本。因此，协议管辖应是非常确定的管辖，应当具有排他性的管辖，即能够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确定争议管辖的法院。从本案协议约定看，虽然当事人使用了“可”字，但协议内容并没有既可以向选择管辖法院起诉，也可以向法定管辖法院起诉的意思表示，因此，二审法院将此约定理解为是选择性的约定，含义是可选择、也可不选择，此认定缺乏事实依据。本案双方协议约定所使用的“可”字，系目前国内当事人进行协议管辖时的常用术语，“双方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应视为双方对管辖法院做出了单一确定的选择，应当解释为由被选择的法院行使排他性管辖权。

  29、法人当事人在合同协议管辖条款中约定“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的，可合理解释为“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赛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

  Ⅰ、从协议管辖制度的概念和立法本意可知，合同当事人在书面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或者在诉讼前以书面形式达成的选择管辖协议中约定“原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只要不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便应当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进而，本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精神的尊重，即使当事人在协议管辖条款有关管辖地法院的文字表述不够精准、明确，但只要通过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能够具体地确定纠纷解决所指向的管辖法院的，就不应当简单地认定当事人关于合同纠纷地域管辖法院的约定不明。

  Ⅱ、双方在合同协议管辖条款中使用的是“原告所在地法院”的表述，但鉴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为法人，故基于对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探求，该条款中的“原告所在地”的含义，可以合理解释为“原告住所地”。

  30、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符——上海博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舟山紫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纠纷、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二审民事裁定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8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民法典》第49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出版）中认为，《民法典》第49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现已失效）第4条对此作进行了明确，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据此，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订地不符，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31、债务人出具的欠条中载明管辖法院的，是否可视为双方的协议管辖条款——刘某武与徐某劳务合同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刘某武主张与徐某存在着劳务合同纠纷，请求法院判令徐某支付人工工资。案涉欠条虽载明“该纠纷由兴化法院管辖”，但欠条系徐某单方出具的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现无其他证据材料用以证明刘某武、徐某就协议管辖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案涉协议管辖条款不成立，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以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有效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处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徐某的住所地在杭州市西湖区，刘某武作为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在江苏省兴化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为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发的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适用法律错误。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基于上述错误认定，迳行裁定将本案移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而不是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指正。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和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考虑本案原告刘某武选择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且本案已经移送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为避免诉讼迟延、减轻当事人诉累，本案可以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Ⅰ、在管辖阶段，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理，判断案件级别管辖的标准应以当事人诉讼请求标的额为依据。

  Ⅱ、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及承包人主张权利，其施工的权利义务源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故应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管辖约束。

  33、约定“向某地法院起诉”，而该法院在级别上没有管辖权——安徽华地恒基房地产有限公司、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

  《民法典》第1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当事人关于“向某地法院起诉”的约定，如果违反了级别管辖，则约定的级别管辖无效；但是，关于“某地”的地域管辖的约定如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

  34、经营者在网店公告中已标明管辖法院，并注明“下单即视为同意且卖家已提醒注意”的，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陈某与高新区浒关分区日丽佳养生馆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高新区浒关分区日丽佳养生馆使用格式条款，在店铺公告中约定“您（买家）购买本店产品发生任何交易纠纷，管辖法院为浙江省杭州市杭州互联网法院，拍下视为已经清楚此条款，且卖家已做到提醒买家注意。如不同意请勿下单购买”，对此，高新区浒关分区日丽佳养生馆负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陈群注意的义务。而从本案在案证据材料看，相关协议管辖条款的字体大小、标注方式等相较于其他商品信息不突出、不显著，现有证据材料无法用以证明高新区浒关分区日丽佳养生馆已经采取合理方式提请陈群注意格式协议管辖条款内容，案涉协议管辖条款应当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陈群与高新区浒关分区日丽佳养生馆约定的收货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将本案移送杭州互联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案涉《借款协议》第十三条约定，协议签订地及实际履行地为上海市黄浦区，发生争议，由协议履行地法院管辖；如发生债权转让的，债权受让方所在地即为协议履行地。其中，关于“协议签订地及实际履行地为上海市黄浦区，发生争议，由协议履行地法院管辖”的约定，系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关于“如发生债权转让的，债权受让方所在地即为协议履行地”的约定，系合同当事人为第三方即受让方将来涉诉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受让方不确定亦不可能参与缔结这一协议管辖条款，故应当认定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浩荣公司并未主张受让案涉权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借款协议》关于由协议履行地法院管辖的条款，对浩荣公司有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